1932年，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，叫“古月堂”。入夜时，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女友的男生，他们把“约会”戏谑为“去胡堂走走”。
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，他名叫钱钟书，是语言文学系的学生。在西语系，他是有名的才子，当时，他、曹禺、颜毓蘅被大家称为“三杰”，他又格外出众些，教文学的吴宓教授称赞他：“自古人才难得，出类拔萃、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，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，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，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，他们都是人中之龙。”
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，出身名门，是家中长子。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，曾先后担任过大学、光华大学、大学、浙江大学等校的教授，他的母亲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。
他中学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，两所学校均由美国圣公会开办，注重英文教育，他因而打下了的英文基础。他的国文由父亲亲自教授，也渐渐有了深厚的根基，他的古文造诣远高出同龄人，未考入之前，就代父亲为钱穆的《国学概论》一书作序，后来书出版时就用的他的序文，一字未改。
钱钟书的国文和英文很好，数学却极差，幼年时他读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说唐》，孙悟空、关云长、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都能记得一清二楚，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。他是1929年春考入的，入学考试时，数学只考了15分，本来是不能录取的，但因为他中英文特别出色，校长罗家伦就决定将他破格录取。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，他一入，名就已传遍了全校。
钱钟书并没有让罗家伦失望，的课业素以繁重著称，别人都挑灯夜读，他却不仅轻松学完本专业的课程，还有余力钻研中国古典文学。他的读书数目之多，涉猎范围之广，让同班同学叹而观止。
杨绛考入，在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就读。她和他是同乡，都是江苏无锡人，后来定居苏州。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逊色于他。
在苏州，杨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。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，他曾赴美日两国留学，获大学硕士，他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，担任过上海《申报》编辑，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、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。他有两部有名的著作《名学》《逻辑学》，流传后世，连钱穆也说深受其影响。杨绛还有一个姑母，名叫杨荫榆，是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，后来，在日军攻陷苏州时为学生而被枪杀。
杨绛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，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她先后就读于女高师附小、上海启明女校、苏州振华女中，成绩都很优异。
十七岁的时候，杨绛考入了江苏东吴大学，一年后分科，她选了系。可其实她的兴趣并不在，她喜欢文学，可是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系，文科里比较好的是法预科和科。她想选法预科，这样将来可以做父亲的助手，还可以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，可以为写小说积累素材。
可是父亲并不同意她律，大概是他觉得当时社会之动荡，如同虚设，又抑或是他觉律沉重，于一个女孩子并不相宜，总之，他不要她当他的助手。于是，她只好改选了系。
因为不喜欢这专业，杨绛对课程只是敷衍了事，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学书。三年下来，她对文学的兴趣更是一发不可了。
大三时，杨绛得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金，可以去美国留学。可是学金并不包括生活费，美国生活费昂贵，她不想给家庭增添负担，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她压根儿就不打算继续攻读。她并不觉得洋学位多了不起，她宁可考的文学研究院，她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读自己最喜欢的文学。
她的才气和聪慧并不亚于钱钟书，两人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，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，门当户对，佳偶天成，连她的母亲都说：“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，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。”
他们在一起待了一年，1933年的夏天，钱钟书毕业了。当时，钱钟书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，他便应了父命，去了光华大学任教。杨绛还没有毕业，继续留在读书，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。
钱钟书的诗虽作得好，她回信却并不多，杨绛对他说，她不爱写信，他有些抱怨她，“别后经时无只字，居然惜墨抵兼金。”后来，他写《围城》，还念念不忘这段往事，《围城》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。
大约是钱钟书写信写得太勤，连父亲钱基博也看出了端倪。有一天，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一封回信，一读之下，却对杨绛大加赞赏，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写来和钱钟书讨论婚嫁问题的，杨绛这么写：“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，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，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。”
钱基博看完，也不问钱钟书的意见，自作主张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，夸她懂事，并其事地把儿子“托付”给她。
有了这一出，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。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，于是，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，为两人订婚。
钱钟书由父亲领着，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，正式求亲。然后，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女两家的媒人来“说媒”，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里举办了订婚宴，请了双方族人及至亲好友。
两人本是恋爱，结合却沿着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，他觉得这事了，她也觉得很茫然，“茫然不记得‘婚’是怎么‘订’的，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‘未婚妻’了。那晚，钱穆先生也在座，参与了这个订婚礼。”默存是他的字，她喜欢叫他默存，而他也喜欢叫她“季康”，她本名杨季康，杨绛是她后来才起的笔名。
订婚后，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授课，杨绛回继续念书，她还有一年才毕业，这时的她，在已经崭露头角。
在朱自清先生的“散文写作”课上，她交过一篇作业，叫《璐璐，不用愁！》，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，细腻动人，朱自清很是赏识，推荐给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发表。后来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了由林徽因编辑的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小说选》中，出版时题目改为了《璐璐》，署名是季康。那本集子一共选了二十五位作家，共三十篇作品，和她一起选入的还有沈从文、萧乾、老舍、李健吾、凌淑华……都是当时的名家，她以一篇学生习作被选，难能可贵。
杨绛如此文才出众，又是大家闺秀，在男多女少的自是极受瞩目。虽已订婚，但终究还未成婚，未婚夫又不在身边，所以，爱慕她的人不在少数，“杨绛肄业大学时，才貌冠群芳，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，谑者称杨绛为‘七十二煞’。”
但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，她不太在意自己的相貌，也不自恋地觉得自己多貌美。很多年后，有人为钱钟书作传，她还特意写信声明：“我绝非，一中年妇女，夏志清见过我，不信去问他。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。”
又过了一年，1935年春，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。当时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作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学金，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，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，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，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。消息传来，杨绛极为高兴。三年前，她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金，这一次，她连毕业都等不及了，迫不及待地想同他一起离开。
婚礼仪式一共两场，杨绛娘家的那场采用西式。新娘披长纱，有为新娘提花篮的花女和提拖地长纱的花童，有伴娘伴郎，还有乐队奏曲，新郎新娘鞠躬为礼，戴戒指，并在结婚证书上用印。而迎娶至无锡后，钱钟书家的那场，拜天地，敬高堂，入洞房，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。
大学秋季开学是十月份，他们抵达时，学校还未开学。钱钟书已由安排妥当，进入Exeter（艾克赛特）学院，攻读文学学士学位，而她也接洽女子学院，希望能继续攻读文学。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，只能修历史，她又不肯，于是，她做了的旁听生。
杨绛偶尔去听课，大部分时候，都待在图书馆里。她定了计划，比照着文学史，一本一本地读。下课或放假的时候，钱钟书也会过来，两个人一起伏在桌上读书。有时候，他们也去市区的图书馆，那里可以借到十九世纪的作品和通俗书籍，然后他们抱上一堆书回家。
钱钟书在拿到学位之后，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。巴黎大学比，他们更加肆意地读书，除了英文书，还读许多法国作家的书。他更在法文书之外，读了大量的意大利文和德文书籍，阅读量叫人望而却步。
不久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孩子，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，他们叫她“阿圆”。生阿圆的时候，钱钟书天天守在杨绛床前，她住医院，他在家和医院两头跑，他老闯祸，苦着脸说：“我做坏事了。”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，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，弄坏了门轴，砸碎了台灯，她每次都笑眯眯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洗，我会修。”不过，她出院回家的时候，他却为她炖了鸡汤，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，他做得很好，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“坏事”都了。
就这样，自小被仆妇照顾的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。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，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进汤里之类的错之后，居然也能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；而“拙手笨脚”的他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，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。
他们在巴黎待到了1938年，那年秋天，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，回到了硝烟弥漫的中国。当时，、北大为避战乱，都已南迁至昆明，与南开共同成立了西南联大。钱钟书应邀约，将前往西南联大教书，而杨绛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，母亲在逃难时去世，三姑母杨杭荫为了学生被日军枪杀，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。于是，他们中途分开，他从去昆明，而她带着女儿，独自回上海。
在上海，杨绛一方面照顾父亲和阿圆，另一方面帮着母校振华中学筹建上海分校，还当了一位富家小姐的家教。工作虽辛苦，却有亲情的安慰。
钱钟书远在昆明，却过得并不如意。他本就才高过人，如今留学归国，学术更是，在中国，出头鸟总是被打的，更何况他并不是擅于掩饰的人。与他不相投的人，他一概不放在心上，还常有戏谑之语。他是文字高手，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便尽显刻薄之，放在，这是文人的幽默，放在中国，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
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待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，正好他的父亲也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，他便去了湖南。他在那里干了两年，组建了师院的外语系。1941年暑假，他获悉将重聘他回校任教，于是他辞去了蓝田师范的职务，回了上海。
曾经，他离开西南联大的时候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。当时梅贻琦校长亲自发电报挽留，他却没有收到，直到校方又发电报来问他为什么不回梅校长，他才得知之前梅校长发过电报，可那时他已经往蓝田师院赴任。
两封信件都“”得这么凑巧，他是聪明绝顶的人，何尝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据说，他受排挤，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：“叶公超太懒，陈福田太笨，吴宓太迂。”这句话他有没有说过，已不得而知。吴宓是赏识他的，为了他还和，称无容人之量。但是，在西南联大时，他也真的得罪了叶公超和陈福田，不知是不是为了这句话。
他是心高气傲的人，碰了两次钉子，自然不愿再回到不受欢迎之处去。于是，当陈福田来上海拜访他时，仍到聘书的他客气地了陈福田口头转达的“聘任”。
不久，日军攻占了上海，振华分校解散了，聘请杨绛做家教的那位富家小姐也高中毕业了。于是，她换了另一份工作，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，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，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。
虽然这样辛苦，薪水却仍赶不过飞涨的物价。贫穷摧毁了他们一家的身体，杨绛持续不明原因的低烧，钱钟书几乎每年生一场大病，他们的宝贝“阿圆”也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。与他们在巴黎、的美好岁月相比，这是一段太过的岁月。
可是，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。她劈柴做饭的时候，戏称自己做了“灶下婢”；他逗女儿，有什么好吃的总“”她，说“baby no eat（宝贝不能吃）”，看她便哈哈大笑；女儿睡觉，他趁机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，杨绛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我养了两个小孩子。”
生活的没有折损他们事业的辉煌，这段时间，他写出了著名的《围城》，这部作品让“钱钟书”这个名字被铭记；而她翻译出版了《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》《随铁大少回家》，还创作了四幕悲剧《风絮》，著名戏剧家李健吾赞誉她：“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《风絮》，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的尝试，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，显示她的深湛而有的灵魂。”
他们没有选择离开，并非无可走，也不是为了留下来唱“爱国调”谋什么高职，“我们不愿逃跑……我们是文化人，爱祖国的文化，爱祖国的文字，爱祖国的语言……不愿做外国人。”这八年并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时期，后来，他们还经历了同样的“”岁月。
那时候，他们被下放去干校，杨绛被罚种菜，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。不过，他每次去邮电所取信，都会溜空特意走到菜园东边，与她“菜园相会”。
十年“”，他们仍然成就斐然。钱钟书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——《管锥篇》，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，作家四千余人；而杨绛译著了小说巅峰之作——八卷本的《堂吉诃德》。
当时光流逝，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，逐渐呈现粗粝的面目，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，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。